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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敏带走400亿比特币 能归还中国吗 物归原主有望实现Binance 币安 ——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2025

时间:2025-11-30 13: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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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1月11日,中国天津蓝天格锐特大非法集资案、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比特币洗钱案主犯钱志敏在英国被判处11年8个月的监禁。随着案件的刑事部分尘埃落定,大众的关注焦点转向了跨国追偿。在这宗案件中,英国警方锁定6.1万枚比特币,而根据英国司法文件描述,这些比特币主要是以钱志敏在中国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收益购买的。按计划,英国最高法院本应于11月17日再次举行听证会,讨论6.1万枚比特币的处置决议,但随后公布将延期至2026年1月。

  回忆起这七八年,郑正歌用“血本无归、妻离子散”来形容。2016年,通过朋友介绍,这位收入并不丰厚的教师接触到了名为“蓝天格锐”的投资项目。彼时,蓝天格锐宣称和地方政府联合开展养老项目,并将智能养老描绘为未来的发展趋势。郑正歌不相信私人企业,但“政府合作”的说法让他放下戒备。为了搭上这趟财富列车,他透支信用卡、用工资贷款,前后投入了一百多万元。神话破灭得猝不及防。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还债的泥潭中挣扎,至今仍有十多万元债务未清。最绝望的时候,因贷款逾期,他被列入征信黑名单,工资卡被冻结了三四年。身为教师,他按时上课,却拿不到工资,而家里的孩子正等着钱读大学。

  据此前报道,专项审计显示,自2014年8月至2017年7月,蓝天格锐共吸收资金402亿多元,这些钱均由钱志敏控制支配。自2014年4月至2017年8月,蓝天格锐向128409人返款341亿多元,另有11.4亿多元被用于购买比特币。媒体从英国法庭获悉的文件也显示,钱志敏共计买入194951枚比特币,高于警方锁定的6.1万枚。但法院并未披露剩余12万多枚比特币的情况。这意味着,钱志敏的财产中,极有可能还有比特币尚未被发现或没收。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伦敦警察厅刑警乔·莱恩透露,钱志敏说自己一个带有2万枚比特币的钱包“密码遗失”。按照最新换算市价,仅这些“遗失”的比特币就价值约125亿元。

  钱志敏自2024年4月在英国被捕后,一再声称无罪。而在此次庭审首日即认罪,有舆论认为,很有可能是英方获得了中方执法机关提供的证据协助。2025年10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天津市公安机关通过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等渠道与英国执法机关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协作,尽全力挽回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另外,天津市河东区财政局“蓝天格锐案清退工作组”也发布公告,提醒蓝天格锐案未登记确认集资参与人核实确认,时限为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2月29日。公告称:“此次核实确认情况将作为清退资金发还的依据,请相关集资参与人在公告确定的期限内进行核实确认。”

  多位受访者回忆,2021年至2022年间,天津市公安局曾为已登记个人信息的受害者进行过两轮退赔,比例为5%和8%。郑正歌说:“对于投资成百上千万的人,这不过是杯水车薪。”2021年11月,蓝天格锐总经理吴小龙受审,个人涉案金额被认定为87亿元,其名下可供执行的资产为956万元,仅为应追缴执行金额的千分之一。而在大洋彼岸,英国已根据《财产保护法》对案件作出财产冻结令,被冻结的6.1万枚比特币因市场暴涨,价值已逾50亿英镑。2024年9月,英国皇家检察署根据《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正式启动民事追索程序,并发布《关于蓝天格锐诈骗案的被害人告知》,对追索事项进行说明。

  对于该案受害人而言,最期待的结局莫过于“全额返还”。这一模式并非没有先例。朱江南提到了中国追逃追赃的里程碑案例——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案。2015年,虽然中国与新加坡没有缔结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中新双方合作,新加坡高等法院执行中国法院没收裁定内容,将李华波案总额折合人民币2044.64万元赃款全部返还中方。这是中国检察机关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第一起案例。

  严立新认为,中国受害者如果主张按升值后价值索赔,在英国法官眼中可能面临“不当得利”的质疑。不过,反洗钱领域的“追踪原则”告诉我们:如果受害者的钱被用来买了彩票中了大奖,受害者有权要求奖金,而不仅仅是彩票的本金。赵炳昊也赞同这一逻辑。他说,民事追缴聚焦于财产本身是否为不法所得的代表物。原则上,只要受害人能证明当初被骗的钱,沿着链路长出了虚拟货币这个“果子”,就有权按现值主张赔付。但金额能否完全实现,取决于链上资金能否被完整追踪、不同受害人之间如何分配,以及法院对证据链的接受程度。

  不过,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共同主席于佳宁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6.1万枚比特币在七年间形成的巨额增值,属于典型的资本利得,来源是比特币的市场涨幅。如果允许受害人按比特币当前市值主张权利,等于承认其在一个本身违法的资金盘结构中享有虚拟货币升值带来的投资性收益,既与刑法上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相冲突,也会在伦理上制造一种“成功就是高收益,失败才是受害人”的逆向激励。他指出,参考国内“币圈第一案”PlusToken案等先例,中国法院将虚拟货币的全部价值,包括价格上涨形成的增值部分,统一认定为违法所得,不以成本或买入价作为计算基础。对于这部分远超本金总额的增值,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公共性的剩余价值。中方应通过外交与司法途径,主张这笔巨额溢价作为犯罪资产包的整体不可分割性,将其追回并纳入中国国库。在完成对受害人的本金清退后,剩余的巨额资金转化为公共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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